不同时代的春节，有很大不同。

    “过年好”“恭喜发财”……笑容满面，躬身作揖！这是老派春节的街景。余生也晚，那时的春节，只能从书中略窥一二。比如，小年一过，家家户户就热闹起来——送灶君、打年糕、拜菩萨、敬祖宗……这些事情，光是想想，也觉得很雅致很文艺很有仪式感。

     我小时候的春节，也颇可回味。

    上世纪70年代，经过文革洗礼，已经不作兴送灶君、拜菩萨这些老规矩。不过，小年一过，家里便热闹起来——炒瓜子、煮花生、切冻米糖……在食品匮乏的年代，这可是让人盼望的大事情。每天晚上，忙活一天工作的大人，便在厨房忙起来。夜幕一起，晚饭吃罢，街巷内便香气四溢。左邻右舍忙碌的内容不同、进度不一。大家忙里抽闲、循香串门，品尝评点、相互切磋。孩子们是最好的评判员——哪家聚集的馋虫最多，哪家的大人便最有面子，欢声笑语、喧哗闹腾，简直要将厨房低矮的屋顶掀起来。

    我家的冻米糖是很有名的。米和花生早已炒好——入油，腾起热气，便将小糖下锅；等热油将糖化成稠稠的黄色，小火倒入炒米花生，翻炒和匀，撤火；稍稍冷却后，铲至模具内压实，然后用刀切成薄片。案板上，刀切冻米糖的“咔咔”声，听了让人直吞口水。到这时候，香气四溢、美味横陈，孩子们都伸长了脖子，围得紧紧的。妈妈小心地将冻米糖掰开，每个孩子分得同样的一片两片，便一哄而散，拥到其他人家去了。剩余的冻米糖，被装入铁皮桶，密封起来，到大年初一才装盘待客。

    我记得每年的小年后，城南的刘裁缝便被请到家里来做新衣，包吃中饭，工钱另算。刘裁缝左腿残疾，却能骑自行车。那时候，自行车还是很罕见的物件。裁缝心很巧，他将左边的踏板用弹簧连接在三角架横杠上，右腿一踏，左边弹簧收紧，自行车便蹬起来了。做衣服的案板在狭窄的厅里摆开，木炭火烧起来，屋子里热气腾腾。刘裁缝用尺子为我们量尺寸，总会夸赞我们又长高了很多。父母很是高兴，买了平时难见的鱼肉，好言好语请刘裁缝千万费心。我印象最深的是7岁那年，母亲买回军绿色的卡其布，刘裁缝做成后很是熨帖耐看，大年初一穿起来，得到亲戚们交口夸赞。我从学校领回来的成绩报告单也是十分争气，大人年三十给的红包，创纪录地超过了壹元。那一年春节，过得真是意气风发，畅快得很。

    老一辈书本上的春节，和我小时候的春节，爆竹和烟花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那种胆战心惊却又乐此不疲的记忆，永远烙在了脑海深处。尤其是元宵节那晚，满城红尘，都是爆竹炸开后的纸屑，空气中弥漫着让人兴奋的硫磺味。夜色未落，县城周边村镇的龙灯队伍便涌进城。彪悍的汉子一色赤膊，插满香火的草龙在前，各色花灯紧随其后。各队龙灯汇聚到县委院子里，各使手段、争雄斗艳。最精彩的龙灯队，也是爆竹烟花声最集中之处。孩子们起哄欢呼，点燃爆竹往人群中大肆乱扔，却又在爆竹烟花的炸响呼啸声中，胆战心惊、抱头鼠窜。那些精壮的汉子，似打了鸡血般，虬肌隆起、满身油汗，在满地爆竹烟花和如雷般的喝彩声中，闪转腾挪、跳跃起伏……那一夜的酣畅欢腾，永铭记忆。长大后，读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觉得已是妙极，却无法描摹那时的场景与热闹。

    现在的年味，已是淡极。如果在城市里过年，那又要逊上一分了。

    丫头却依然期盼。大年三天，可以不用写作业；睡个懒觉，修复一下黑眼圈；红包真是很丰硕，尽管只能保管三天，却哄得她分外开心——对她而言，不在乎钱是否归自己使用，她攀比的是宠爱的分量——自己得的压岁钱比其他孩子少，便觉得失望。至于年底时节对新衣的期待、对年货的垂涎，过年时爆竹烟花声中的欢乐与恐慌……是她和这一代孩子们，所无法想象和理解的吧。

    凌晨，时序已然交替，窗外寂然如同平时。忽然，不知谁胆大包天，居然放了几串小小的爆竹。清梦被扰，再也无眠。索性起来码字，等待小年早晨的饺子。那锅中腾起的热气，和家人的笑语，依然是那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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