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得从1931年初说起。是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3月，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王明、中央宣传部部长沈泽民(4月后由张闻天接任)、中央组织部长康生、农民部长张闻天、军事部长周恩来、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王稼祥、团中央书记博古。其中，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领导层中，向忠发与身为7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之一的顾顺章，是在片面、单纯、教条地强调出身和经历的情况下进入领导上层的。也正是这二人几乎给上海的中央机关带来灭顶之灾。

4月下旬，顾顺章被叛变邀功的王竹樵发现，当即被捕。没有严刑拷打，仅是在特务们轻巧的利诱劝说下，顾顺章就叛变了。

顾顺章的叛变非比一般，由于多年掌控特科与交通，他知道许多党的最高机密。尤其是上海中央机关的工作规律、方法、诸多领导的驻地、相互联络的手段及任务，他都了如指掌。

顾顺章叛变之后，要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企图一举破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把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就在顾顺章到达南京的前十几个小时，周恩来单线领导并安插在中统头子徐恩曾身边的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并将解往南京的电报。他立刻跳上火车，来到上海，飞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

周恩来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在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立刻采取断然措施，改变中直机关的秘密工作方法，更换各地与上海中央的接头地点和暗号，将常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同志转移出上海。

这样，顾顺章与国民党当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在上海的党中央首脑机关避免了一次后果极其严重的大破坏。

不过，顾顺章在上海街头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先后出卖了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和蔡和森。在随后不久的6月21日，他设计抓到了向忠发。向忠发虽然身为党内最高领导人，但那也只是名义上的，负责实际工作的还是周恩来。

与顾顺章的叛变如出一辙，向忠发还没有被上刑，就跪倒在了敌人面前，并供出了周恩来、瞿秋白等高层领导以及中共秘密机关业已变换的新地址。幸亏事前已得到消息，待向忠发带着大批特务赶来时，周恩来、瞿秋白等已经闻讯转移。

很快，在稍稍稳定之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重新组成，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由博古负总责。同时，鉴于上海的严峻现实，党中央已经很难立足并生存下去，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之后，临时中央首脑机关全部秘密迁至中央苏区的瑞金。1933年1月7日，中共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总负责人为博古，组织部长为任弼时，宣传部长为张闻天，毛泽东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到1934年长征前，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和有关方面人员还有周恩来、刘少奇、聂荣臻、博古、陈云、林伯渠、项英、任弼时、邓发、瞿秋白、刘伯承、叶剑英、萧劲光、何叔衡、李富春、张爱萍、董必武、谢觉哉、王观澜、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等人。他们大都通过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长汀至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历经艰难险阻最后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完成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央首脑机关及其领导人的秘密大转移。

从此，以红都瑞金为依托，中国革命的红色航船继续行进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